据民国沭阳县志载，邑人耿澐撰《雪村诗草》六卷，乡贤吕昌龄为之作序言。

序略谓：雪村之诗，深于《三百篇》而得其性情之正。 故读其集中《近况》《奉母》《恭纪》《汤工》《寿内》《哭兄》《哭友》《哭子》《忆亡》诸篇，可以生孝慈之心焉，可以笃忠爱之意焉， 可以敦友于之好焉，可以调琴瑟之和焉，可以固金兰之契焉。其他 吟风玩月，垂钓赏花，怀人写物，对酒陶情之作，其寄慨也远，则一篇之中三致意焉。其寓讽也微，则言之者无罪，而闻之者足戒焉。 而其格律之谨厉，词色之浓淡，神韵之缥缈，则在阅者自领之，而得性情之所在也。

（张汉乐版《点校民国沭阳县志》截图）

据查阅沭阳历史文化学者张汉乐先生所著《点校民国沭阳县志》，吕昌龄（字寿祺、号仁山,岁贡生）生于1735年3月20，卒于1813年8月13。是迁沭吕氏《吕氏族谱》的创始人。据记载，昌龄公性静好，终身与诗书为伴，其虽才学高深，却不贪慕荣华功名，被誉为“诗痴。他年届８０，仍手不释卷，并手抄四书五经，详加训诂，惠及后学。昌龄公至晚年避居韩山吕庄，自署仁山老人。与同县耿澐、汪星源，海州周崇熏，山阳金梅余等诗人结为至交好友，被世人称为“松窗五友”。

（吕昌龄像，载《沭阳吕氏族谱》）

张汉乐先生曾说“读史如断案”，如今，从《沭阳县志》上抽丝剥茧，可见吕昌龄与耿澐相交甚厚，对其作品也是非常了解的，也就有了他对耿氏诗作的全新认知。昌龄先生认为，耿氏之作，比《诗经》更深邃，且能体现性情之纯正。因此，读他诗集中的《近况》《奉母》《恭纪》《汤工》《寿内》《哭兄》《哭友》《哭子》《忆亡》等篇目，可以让人心生孝慈之情，坚定忠爱之意，增进兄弟之谊，调和夫妻之乐，巩固朋友之交。至于其他吟咏风月、垂钓赏花、怀念故人、描写景物、饮酒抒怀的作品，其寄托的感慨深远，往往一篇之中再三表达；其讽喻之意含蓄，使言者无罪，而闻者足戒。至于其格律之严谨、词采之浓淡、神韵之缥缈，则需读者自行体会，从中感受其性情所在。  

耿澐，字晴湘，庠生。他学识渊博出众，著有《雪村诗草》，性情闲适而胸怀高远，内心深谙道家真谛。澄江人朱黼曾为他的诗集作序。耿澐交友广泛，与徐抡元交情尤为深厚。徐抡元，字维斗，也是秀才出身，曾任《永乐大典》编修馆的誊录官，后经考核调任成都府经历（掌管文书的官职）。因职位裁撤，改任宁远府经历，又调任蓬溪县丞，后升为威远知县。当时正值清廷平定金川之战，他被加授五品官衔，负责督办拉江等地的军粮事务，最终因劳累过度在军中去世。徐抡元为人机敏通达，才华出众，为官期间减轻百姓劳役，提倡节俭，善于肃清盗匪，平反冤案。他去世后灵柩需千里运回乡安葬，沿途无论官员还是百姓都自发捐助路费。经张汉乐先生考证，《唐州志》所载耿澐的《雪村集》中收录有《哭徐兆魁诗》，徐兆魁就是徐抡元。

由此可见，《雪村诗草》影响深远，李秉锐序（中国清朝政治人物，广西桂林临桂县人，曾为台湾民主国军务大臣）略谓：晴湘先生（耿澐）酷爱杜甫诗，潜心钻研，几乎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。他集杜甫诗句为词，风格清新俊逸，又兼具浑厚深远之致。其文辞与性情相得益彰，有“裁云缝月”之妙，堪称绝顶高手。由此可见，杜甫诗中本就蕴含词体之特质，而晴湘在千年之后将其发掘。倘若置身楚江巫峡，或清簟疏帘之下，白日放歌，晴窗细品，再配以音乐演奏，必能感受其悲壮苍凉之韵，宛如天籁。若以词论之，其成就未必在李白之下。晴湘为“浣花”（杜甫）独开新境，使原本无词的杜甫“有词”，杜甫得晴湘，可谓再无遗憾。甚至可以说，这部作品足以填补“浣花”之缺憾。  

从序言里，还得出在那个时代，沭阳当地有一个饶有兴趣的文学现象——集诗。集句诗在宋代已盛行，但耿澐的集杜词更进一步，不仅展现对杜甫的尊崇，也体现文人“以故为新”的创作智慧。耿氏对诗歌技艺的极致追求从《集杜诗》《集杜词》可以得出，此集并非简单拼凑杜甫诗句，而是以全新方式重组，使其兼具“清新俊逸”与“浑涵汪茫”的风格，展现杜甫诗中的“词体”可能。这就是李秉锐将其与李白（青莲）相比，认为其词作成就极高，甚至填补了杜甫无词的遗憾，体现对耿澐创新性的高度肯定。

吕昌龄对耿澐诗歌的赞誉，也折射出古代文论对诗歌功能（教化、抒情、讽喻）和艺术性（格律、神韵）的双重重视。耿澐的集杜词被视为对杜甫的创造性继承，甚至被赋予“补杜甫之缺”的意义，可见古人对经典的重释与再创造具有极高价值，也可以折射出沭阳当时的文化风貌。故而，吕昌龄之序，具有深刻的文学内涵和历史意义。